◎林茂松
一、在日本社會一般民眾都互相稱呼為「樣」，唯有下列幾種人士才尊稱為「先生」，（1）老師（2）國會議員（3）醫師（4）律師（日文稱為弁護士）（5）會計師等專門職業人員，可見律師於一般民眾心目中的存在性。因為「律師以擁護國民基本人權，實現社會正義為尊崇使命」（日本弁護士會法第一條參照，簡稱本法），「律師務必經常保持深度教養，陶冶高尚品性及精通法令與法律事務」（本法第二條），加上民眾普遍認為律師上衣所佩帶的盛開向日葵徽章，等於高收入的象徵（實際上並不盡然），何況律師職業上擁有法律事務獨占權，被稱為在野法曹，所以容易被視為高峰上的花朵。可是在日本現代社會的執業律師實態，究竟如何，我想各位大律師應有相當興趣，容筆者在此漫談吧。
二、日本司法考試的面相
日本的司法考試分三階段進行，通常在每年五月間有就憲法、民法、刑法等科目（擇一）出題的「短答式考試」，如能合格，在九月間有就憲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商法、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、行政法等科目出題的「論文式考試」，如能合格，在翌年一月間有口試，如能合格，就正式上榜。在20世紀80年代上榜率僅1％多，其平均年齡為29歲，迄近年（二〇二一年）已提高到上榜率40％左右（一四〇三名），平均年齡降到26.8歲，上榜應考年數平均為4.9年（以上數值引自讀賣新聞，下同）。日本的司法考試是審檢辯三法曹統一考試，與我們在朝、在野法曹分別考試制度不同。日本司法考試上榜者統統必須參加為期一年的司法研修，成績合格始取得法曹人資格。在研修期間國家給付每個月約二十萬日幣的薪資，俾能專心研修。
現在日本全國律師人數約有四萬二千多名，其中光是大東京弁護士會（包括東京、第一、第二弁護士會）就約有一萬五千多名，大阪約有四千多名，亦即四成五以上的律師集中在東京與大阪兩地，由於律師人數暴增，新進律師職場也就相當競爭，因此就有許多受僱律師（即所謂「居侯弁」），月薪約在五十萬日幣左右，此外，也有「簷弁」（向執業律師租用一隅辦公處），「駈弁」（搜索到有案源就跑去接案）等等現象。反觀較資深律師即有穩定收入，據統計，男律師年收至少平均有九七〇多萬日幣，女律師平均即有八七〇多萬日幣，男女律師收入差額有限，當然以上祇是一般平均數字。
關於律師收費方面，傳統上都是依據日弁連所制訂「報酬等基準規程」與當事人簽定委任契約，為方便一窺其端倪，茲表列如下，以供參考：
民事訴訟報酬一覽（日円單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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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利益金額 |
着手金 |
報酬金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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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萬円止 |
8％ |
16％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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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萬─3000萬 |
5％+9萬 |
10％+18萬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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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0萬─3億 |
3％+69萬 |
6％+138萬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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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億以上 |
2％+389萬 |
4％+738萬 |
所謂著手金是簽定委任契約時當事人須付的金額，不拘訴訟結果成敗，不需返還；所謂報酬金是當事人獲償經濟利益時須付的金額。近來雖以違背公平交易的精神之理由廢止「報酬等基準規程」，但實務上日本律師的收費大致上還是參照該規程。
三、由幾件案例看日本律師收費
（一）名神高速公路追撞車禍事件─女士A在名神高速公路駕駛時，加害人被告車輛從後追撞，以致產後九個月長子死亡，而A女也因鎖骨骨折、挫傷等傷害而住院四個月，並且從此也陷入精神錯亂、嗅覺喪失等後遺症，經主治醫診斷她為外傷後精神壓迫障礙症（PTSD）。然被告律師主張「該症狀是A女性格使然」，被告保險公司即主張對A女按「自動車（汽車）損害賠償保障法」第十四級（最下級）後遺症，願理賠七十五萬 。但A女律師小寺主張「逸失利益」（即應增加而未增加之消極性損害），主治醫也在法庭証言A女為罹患PTSD，結果法官認定A女為第七級後遺症，損害十年份逸失利益（減額二成）而判令被告賠償二千三百萬円。本件兩造皆未上訴而確定，受害人A女收受理賠金後支付二四八萬円報酬金（約折合新台幣五十七萬元）與小寺律師。
（二）因過勞而自殺事件─五十歲B男為岡山縣某大製鐵工場的股長，每天早晨八時出勤，回到家必定是深夜十一時以後，星期六也要上班，半年只休假兩天，因此在家言行出現很多異狀。自殺當天早晨，B男向妻子要五萬円聚餐費，不吃朝餐即行上班，然後自公司大廈屋頂跳樓自殺，遺體自醫院送回住宅。B男妻子認為丈夫過勞死，因此受任清水律師搜集B男記事簿，工時狀況的電腦檔、健康診斷書等資料，對被告製鐵公司起訴請求一億二千萬円損害賠償。被告公司辯稱，勞動時間的管理為B男本人的責任，公司未曾強制，死者性格一絲不苟、自我鞭策、陷入疲憊焦躁、每日飲酒、加上兒子升學失敗等原因引起憂鬱、自行了斷，非屬公司責任云云。結果法院認定被告公司明知超出常軌的長時間勞動，卻未採取減輕勞動的適當措施；然死者B自我管理勞動狀況也有所不足，因此過失相抵，判令被告賠償原告五千二百萬円。對此一審判決，兩造皆上訴高等法院繫屬中。
（三）毛小孩論戰事件─東京世田谷C大廈由於區分所有權人D飼養十數隻寵物貓，以致環境骯髒，異臭四溢，大廈管理委員長遂以書面要求D中止飼養（大廈管理規則僅允飼養小鳥及魚類），但D卻越養越多，該委員長乃委任澤田律師向東京地裁訴請判令D中止飼養，並損害賠償六十萬 ，結果C大廈勝訴。判決理由為「寵物雖於飼主的生活滿足具有意義，但並非不可或缺，動物也有招致他住戶不快之虞，原則上全面禁止飼養較為合理」。本件由於被告D之不作為義務已確定，如再違背判決，除了上述六十萬円賠償金之外，澤田律師（原告）將再聲請地裁依法對被告D間接執行，按日處以五千 怠金，以迫使D自行履行義務。該委員長為維護C大廈共同生活規則，雖獲得D六十萬円賠償金，但該賠償金恰好為澤田律師的酬金，對C大廈而言，並無實際上經濟利益，提訴目的祇為爭理而不爭財。
（四）談談日本的的民事少額事件─一九八九年橫濱弁護士會創訂
「少額事件援助制度」，規定當事人系爭金額在五十萬日円以下的事件，律師著手金一概收取六萬日円，如有不敷，差額概由弁護士會援助；以鼓勵會員接辦少額事件，裨益民眾。一九九六年橫濱小林律師接辦一件女拖車駕駛E（三十四歲）被社長片面宣示不用上班，在家待命；E回應要另謀出路，但社長卻不同意。E不得已才委任小林律師出面與社長交涉，談判結果以正式解雇E的方式成立協議，E駕駛取得一個多月份的解雇預告期間法定給付金三十多萬円，終止雇佣關係。小林律師二年間受任事件中，此類少額事件就有二十多件。另京都弁護士會也採納上述援助制度，三年間受理亦達八十八件之多。
另一案例是大貫律師（東京第二弁護士會）接辦有關外國人的居留許可等事件，他處理該類事件每年平均竟有三五〇件以上，他主要得力於擅長外語的法務助理撰擬訴狀或陳述書原稿，經他審閱定稿之後送狀，據此處理大量的弱勢外國人居留事件。譬如與日本男性結婚並育有兒女的菲律賓女性F，因不堪丈夫的家庭暴力、離家出走，委請大貫律師辦理離婚以及申請生活保障、健康保險等的必要手續。他常謔稱他就像律師兼牧師的角色，工作充滿挑戰性。
四、思考二十一世紀的律師角色─代結語
（一）在野法曹的使命：律師是在野法曹，以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，因此才被賦與訴訟代理權與律師自治等特權。日本弁護士法甚至規定「弁護士以踐行公益性職務為其責務」，所以律師應自己期許做為市民的益友與家庭法律顧問，裨益社區的和平生活。如力有餘裕更要擴大活動範圍，勸善貶惡、減少訟爭。諺云有損必有得，有付出自然而然業務就會增加。不過，依據讀賣新聞一九九九年間，就日本社會對於警察、檢察官、法官、律師的信賴度所做民調的結果，信賴度分別為74％、72％、79％、58％，台灣雖未見類此民調，我想信賴度相關數值，應相差不大，可見律師們的社會活動，應尚有改善的空間，期盼我們在野法曹互相勗勉之。
（二）協力宣導國民法官參審制：國民參審係基於維護社會正義保障人權之精神，並提升司法透明度，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，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等目的，司法院於今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之制度。日本於二次大戰以前曾實施陪審制，但於二次大戰中停止，迄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才又施行裁判員裁判制度，實施以來，社會對該制度有肯定的評價。而台灣與日本同為大陸法系民主國家，日規台隨，參考日本實施該制度十四年以來的優點，戮力規劃，對於台灣司法改革必有效益，毋庸置疑。頃首件參審案例（殺人等罪）已繫屬臺中地方法院，期盼有好的開始。我們身為在野法曹，應自告奮勇，協力宣導，啟迪社會認知國民法官參審制之重要性，俾使這個制度能夠日益茁壯。
（三）加強民事調解制度：訴訟法上的調解，可說是兩造透過法院的和解，然日本民事訴訟法規定即使兩造經調解不成立，法院調解委員會（通常由調解主任法官與調解委員二名所構成）的調解主任法官亦得提示替代調解的「決定」（解決案）給兩造參酌，如兩造接受即與調解成立有同樣效力，惟如有一造在兩週內提出異議，該決定的效力即歸消滅，值得參考。
畢竟調解是避免民事紛爭進入繁雜訴訟程序，為節省時間、精神、費用，而使當事人履行調解內容，將民事紛爭消弭於無形的最佳方式。因此當事人兩造經各方面深思熟慮，泰半都願意以訴訟程序外的溝通談判方式做一次性地徹底解決紛爭，達成訴訟經濟的效果。但是為保障兩造當事人的權益，確保調解成果符合法律規範，調解委員亦須注意到相關事項及法律規定，俾使調解內容合法並適合強制執行，這些事項及規定，在司法院編印「民事調解事件導引手冊」有詳盡記載，可供參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