良醫為國憂 忘為子孫謀
陋屋堆書裡 慨然論五洲
◎陳清白 律師
春節以來，武漢肺炎肆虐，災情波及全球。不僅防疫官員和醫護人員不眠不休，老百姓也惶惶恐恐，如同驚弓之鳥，不知噩運何時降臨。
到目前為止，台灣的疫情還算輕微，除了歸功於防疫人員的辛勞和醫療系統的完備之外，社會大眾的充分配合，也是防疫有成的重要因素。
台灣的健保，「便宜又大碗」，眾所皆知。台灣的醫療水準，數一數二，遠近馳名。今天有這樣成果，要從台灣的醫學史說起。
科舉時代，讀書做官才是正途，只有考不上科考的士子，才會另尋出路去學點謀生的本事。古時候的醫生又叫郎中，搖鈴串街走巷，幫人看點小病，賺幾個銅錢維生，因為社會地位不高，所以被歸為所謂的「下九流」，和看相卜卦的算命先生同屬一個層級。因此，除非家學淵源或特別有興趣，否則很少有讀書人願意去當醫生。也因為這樣，醫生的培養，並沒有正式的教育體系，通常都靠坊間的藥商或醫家採學徒制，慢慢的養成。這種情形，就像電視劇「大宅門」裡的白景琦，以及「神醫喜來樂」裡的德福，師父點頭說行了，你就出師，可以開始為人看病了，政府也不會吃飽沒事幹，辦個考試去檢測檢測你的醫術如何，因此在古代，只有庸醫而沒有密醫。
西元1895年，甲午戰敗，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，日治政府鑑於當時台灣醫藥不發達，瘟疫盛行，為了培養醫學人才，總督府在日本國會的支持下，於1897年設立「土人醫師養成所」。這個名稱看起來很奇怪，聽起來也不舒服，因為所謂的「土人」，指的就是台灣人，意思是把台灣百姓當作化外之民。
西元1899年4月1日，「土人醫師養成所」升格為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」，台灣人只要年滿十六歲，公學校畢業，就有資格報考。醫學校成立之初，還是乏人問津，但漸漸的，因為畢業學生行醫收入不錯，加上醫生在鄉里間頗受敬重，因此入學的人愈來愈多，最後爭先恐後成為台灣最難考的學校。每年報考的人數五、六百人，只錄取四、五十名，能名登金榜的，和現在一樣，都足以光宗耀祖。
日據時期，日治政府不願台灣人就讀法政學科，原因是防止台灣人學得法律政治的知識後，萌生反抗意識，因此當時的台灣學生，公學校（國民小學）畢業後，能就讀的學校只有三個，那就是：
一、台灣總督府醫學校，修業期間五年，畢業後當醫生。
二、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及師範部，修業期間四年，畢業後當老師。
這裡的國語指的是日語。
三、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，修業期間二年，畢業後從事農業相關工作。
這三所學校最競爭的就是醫學校，和現在台灣最優秀的高中生，大學入學考試第一志願大都選擇醫學院沒有兩樣。
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來改制為「台北醫專」、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」。二次大戰後，國民政府來台，才改為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」。這所學校，人才輩出，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，和有台灣文學之父之稱的賴和，以及想要以自製的霍亂菌投入北京自來水水源，企圖毒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的刺客；也是名影星翁倩玉的祖父翁俊明，都是第十三屆的畢業生。此外二二八事件遇害的黃媽典（第十二屆）、張七郎（第十四屆），台灣民眾黨主席蔣渭水（第十四），台南內科名醫韓石泉（第十七屆），前高雄市長楊金虎（第十九屆）也都是前後期傑出的校友。
說到這些醫界的先賢，我不由得想起我的故鄉柳營兩位也是這所學校畢業，令我終生難忘的醫生。
第一位姓黃，叫黃天于，在柳營街上開業，看診的範圍，各科全包，光我記得被他看過的病就有：生皮蛇（皮膚科）、傷風感冒（內科）、釣魚被魚 到開刀取出（外科）、眼睛結膜炎洗眼睛（眼科）、嚴重下痢拉肚子（胃腸科）等。此外，像我的父母親下田噴灑農藥中毒去急救，林林總總一大堆，都難不倒他，簡直就是個神醫。但據我了解，黃醫師的專長應該是內兒科，但因為當時醫藥不發達，加上交通不便，鄉下醫生為了應急，便無所不能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地方上的「守護神」。黃醫師脾氣溫和，為人寬厚，樂善好施，地方上只要有需要出錢的事，都有他一份。現在他年紀大了，不再看診，很難得有機會再看到他，但還是減少不了我對他的思念。
關於黃醫師，有件趣事，順便拿出來講講。
黃醫師世居柳營，和我同村，老家就在我家前面約百公尺來遠。黃醫師的祖上，土地很多，是地方上的望族。他的老太爺，上有富裕的爸爸庇蔭，下有當醫生的兒子孝養，一輩子相較於其他人，不須要太操勞，就能舒舒服服的過日子。
據說黃老先生跟兒子要錢的方式很特別，只要他需要錢用，他就會利用黃醫師午休時間，把收音機開得很大聲，吵了黃醫師的午睡。這時，黃醫師就知道老爸又沒錢了，黃醫師只要在老爸掛在躺椅上的外套裡塞些鈔票，收音機的聲音，馬上就會變小。這個溝通方式真是巧妙，既能通行無礙，又能保住做父親的尊嚴，真是個好辦法。
另一個醫師也姓黃，叫黃登輝，因為年紀比較大，為了有別於前面較為年輕的黃醫生，因此暫且稱他為老黃醫師。
老黃醫生的診所在舊的柳營鄉公所對面，台一線的大馬路旁，門前有一條大水溝，水溝上跨著一座小小的水泥橋，庭院裡有一棵很高大的蓮霧樹。
其實我對老黃醫師並沒有很深的印象，因為我只去看過幾次門診，陳年的痼疾就醫好了，而不久黃醫師也就過世了，但我特別感謝他，因為他是我這輩子千
金難求的貴人。
從我有記憶開始，我的雙耳就開始流膿，又黃又臭，很多東西我都不能吃，很多活動我也都不能參加，因為怕病情加劇。我的父母帶我看遍了各地的耳鼻喉科，我母親的肩頭上，也永遠留著我濃臭的耳液和藥水味，但我的耳疾依然治不好。由於長年睡眠不佳，伴隨而來的，除了重聽以外，就是不時的暈眩。我的祖母在世時，就不時的對我說，我這輩子恐怕會成為聾子。
治這個病真是麻煩，記得那時候換藥，家裡沒有棉花棒，用的是佛廳香爐上拔下來的香腳，一頭加上一撮棉花捻成球狀，就是清理耳朵的工具，這種不衛生的方法，我用了好幾年。但這還不是最誇張的，最叫人難忘的是，有一次爸爸帶我去看一個中醫師。中醫師看了看後，磨了一些磚紅色像是硃砂的粉末往我的耳朵裡灌，這下好了，往後的幾天，耳朵流出來的膿由黃轉紅，真是嚇人。這種難堪的景象，在家裡還好，到了學校，我小小的年紀，簡直無法忍受同學投來的異樣眼光。
到了唸初中的某一天，爸爸帶我去看老黃醫師。老黃醫師的診所破破舊舊的，連用來包藥的紙張都黃黃的，根本沒有什麼人來求診。據父親說，老黃醫師不是醫術不好，而是因為脾氣太大，把病人都嚇跑了。那天會帶我去看病，是因為老黃醫師的日式房子會漏水，請爸爸去修理，爸爸有天下午要請假不能上工，老黃醫師便問他緣由，爸爸說要帶小孩去看耳朵，老黃醫師就隨口說，帶來我看看。其實當時爸爸心裡也不抱什麼希望，都看了這麼多的醫生了，要好，早就好了。沒想到「死馬當活馬醫」，奇蹟真的出現了，當晚吃了他開的藥以後，我睡得非常安穩，而且耳朵也不怎麼流濃了。就這樣，三兩下，老黃醫師把我的「老症頭」給治好了。至今相隔四十幾年，從未復發，而且聽力靈敏，毫無障礙。莫非真應了古人所說的話：「先生緣主人福」。
記得當兵體檢時，負責檢查的醫生問我：以前生過什麼病？我當下據實以告。隨即，醫生用手電筒照了照，說我兩個耳膜都曾經破過，但癒合良好。又問我聽力有沒有問題？想不想當兵？如不想當兵，可以以聽力受損為由，把我驗退。我回說：我當然要當兵！結果到了馬祖以後，懊悔不已，早知道當兵這麼累，就說我聽不清楚，不就少受了兩年的罪。我讀大學時，有個學長也是室友姓張，耳朵也有問題，儘管他已戴了助聽器，但跟他講話，就算扯破了喉嚨，他照樣聽不清楚，他聽我提起這件往事，一直催我要帶他去看看，但遺憾的是，那時老黃醫師已經作古多時了。寫到這裡，容我穿插一下，就說中醫師幫我耳朵灌紅色粉末那件事，多年後我掏耳朵時，還曾掏出像細碎磚塊一樣堅硬的石頭，這恐怕是那些紅色粉末結合我耳朵的膿水變化而成的吧！
文前的詩，是韓石泉醫師在台南醫院服務時，當時的院長明石真隆先生，對於日本軍方醞釀侵華，憂心國事所作的一首五絕：「良醫為國憂，忘為子孫謀。陋屋堆書裡，慨然論五洲。」意思是：「做為一個好醫生，除了為人治病以外，也不忘為國事擔憂。但往往因為這樣，反而忘了替自家子孫的將來多作謀劃。處在陋屋的書堆裡，不禁感慨，因為戰爭，未來五洲的情勢將會如何？」
韓石泉先生參加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口試時，主考官吉田坦藏問他一個問題：「為什麼要選擇做一位醫生呢？」韓先生從容不迫的以宋朝名臣范仲淹的一句名言作答：「大丈夫不為良相，當為良醫。」果然日後韓先生不忘初衷，成為一位名聞遐邇的好醫生。其實他除了為人治病外，也投入許多社會和政治運動，想要革除弊端，改變社會風氣，為全體國人及後代子孫謀求更大的福利，我想這就是所謂「上醫醫國」的情懷吧！
厲疫當前，幸虧有一批優秀的醫護人員，台灣才能安然無恙，但想想這場災難，不知何時才能結束，心情沉重之餘，每天也只能「陋屋電視前，慨然論五洲」，默默的向上天祝禱了。